例如诸多经济学者认为，国家举借债务可以在未来增加公民收入并降低税负，同时可以提高国家的总体税收。

1989 年《行政诉讼法》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一规定扩展了行政主体的类型，使被授权组织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之后的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分别就涉及被授权组织的复议机关和赔偿机关作出了规定，2014 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授权依据扩大到规章。因此，在授权规范规定由相关行政机关进行授权时，应当尽可能对可授出职权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例如，计量法与计量法实施细则将可授出职权的范围限定为检测权和鉴定权。

[2] 间接国家行政是指国家不通过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行政任务，而是授权或者委任其他法律上具有权利能力的组织执行。我国学者也提出需要引入国家保留的概念，以此来确定公私界限，确保政府对自身职责的履行责任。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化何谓真正的国家核心权力。国家保留理论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启示，即某些特定的行政职权必须保留于政府，但界定标准有待明确。[26] 杨欣：《民营化的行政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47 页。

[19]有的学者认为组成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国家机关的自我组织事项，也属于国家保留的范围。然而，若相对人遭受此种侵害则只能依照立法法第99 条第2 款的规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却无法就授权行为提起诉讼或复议，因为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具有司法审查性。其中，适当性原则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妥适性原则、适合性原则，是指所采行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

肖蔚云教授和许崇德教授都否定地方人大享有宪法监督权，其理由都是出于宪法明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专属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并且，监督宪法实施是与宪法解释联系在一起的，而宪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但是，总体上，这三种程序既非正式的诉讼程序。（二）法律问题不是事实问题 法律问题不是事实问题，对事实的认定是影响法律判断。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是立法机关在宪法权限范围内通过运行立法权力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治统一的过程，以此体现人民主权原则。

这三种审查都非对争议的审查，而是在书面审查的前提下，配合调研、咨询、约谈等非正式程序进行。任何一个法律事实都要有对应的法律规范，确定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将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就是检验事实是否满足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并因此产生该规范所规定的法律后果。

政治问题不同于法律问题。[26]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当然，并非所有由政治和行政机关决定的都是政治问题，即政治问题理论并不排斥所有的政治问题，如2000年裁决的布什诉戈尔[⑥]案件有关总统选举问题。换言之，如果一部法律的目的正当，但手段过当，该法同样违宪。

这方面，我国合宪性审查与改革前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差可比拟。[25]限制最小是指虽然政府追求的立法目的具有合理性，但是，当同样的目的可以通过较少限制手段达到时，不能对个人基本自由施以不必要的负担。这种审查标准分别是模糊、过宽和限制最小。[⑩] 多数批评家认为，在对淫秽的认定上，以下几方面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偶有诉讼当事人提起审查，如杭州机动车被扣押的当事人，但程序与司法裁判审查不同。即虽然当事人从事了不受保护的表达，但这项法律可能会被用于限制被保护的言论。

[⑥] Bush v. Gore, 531 U.S.98(2000)。其三，分析法律与事实问题。

第三，被告方须提出抗辩。[⑦] 4.提供救济 救济的汉语词义是指用金钱和财物帮助生活困难的人，在法律语境下，救济是英美法上的独有术语，是对侵权行为的纠正，实施主体是法院，指法院用特定法律程序矫正个人之间的侵权。前者是指当一个人挑战一项法律，意味着该人反对该项法律适用于特定的案件或者特定的人。法院试图逃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一个有关规制色情的法规都将引起一个涉及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宪法问题，法院不应事先假定淫秽是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然后由社区性质的陪审团决定何者构成淫秽，这是在没有对具体案件中个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进行宪法分析的前提下，将包含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淫秽问题的认定交给了陪审团裁决，因而是不恰当的[12] 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简言之，国会补救不同于司法救济，国会补救只能在宪法权限范围内以与立法权相适应方式进行。

这就意味着，陪审团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这一模式既不同于美国法院中心分散的司法审查，也不同于德国集中审查的宪法法院，还不同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事前和事后的双重审查，而是一种政治审查。

这一措辞，除了展示三权分立的丰富内涵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法律机构和政治机构、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差异的根据。第五，法官须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通过解释宪法裁决系争规范性文件合宪与否。

这一审查标准只是对法规范的抽象审查，是对法规范字面规定妥当与否的审查，不涉及法律的具体适用。构成适合法院裁决的必须不能是学术问题，也不能是抽象和假定的问题，必须是案件和争议。

只有具备下述三种情况，下级法院才能向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司法法院呈交合宪性问题：其一，案件相关性，即合宪性问题只能针对适用于本诉的法律提出。美国分散型审查体制是由普通法院审理宪法案件。美国人认为，法官履行法官的职责裁决案件和争议，而非像律师那样提供法律咨询。本文依据宪法一般理论，结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参考国外宪法监督实践，尝试对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性质予以分析。

美国开国之初，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面对杰弗逊就美法条约签署咨询之时，断然否决了其要求咨询的提议，从而开创了法院不提供政策咨询的先例。[18]由于第13、14、15修正案的规定不同，国会实施的具体方式也不相同。

笼统地认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目的在于基本权利保障或者约束立法权是不恰当的。禁制令是专门用以强制行政机关纠正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发出的。

其中，经申请提起的审查是被动的，依职权提起的审查是主动的，专项审查是依据监督程序提起的。作者简介：郑贤君，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身保护令是对行政机关非法拘禁、限制个人自由而发出的特权令。法院试图逃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一个有关规制色情的法规都将引起一个涉及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宪法问题，法院不应事先假定淫秽是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然后由社区性质的陪审团决定何者构成淫秽，这是在没有对具体案件中个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进行宪法分析的前提下，将包含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淫秽问题的认定交给了陪审团裁决，因而是不恰当的。其二，监督宪法实施的专属职权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宪法的权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规定地方人大的保证显然与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解释权不同。该案提出了认定政治问题的六项标准，其实质是宪法解释、司法克制，以及法院尊重国会和行政机关。

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17] 合宪性审查适用的是备案程序，而非诉讼程序。

如果淫秽事实成立，当事人将不能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现自由。不涉及案件和争议使合宪性审查不属于法律问题，而是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方式采取措施的政治行为。

德国国会在制定法律之时，向设立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咨询，请其判断拟立之法是否有可能违宪。我国合宪性审查之所以不是法律问题，在于审查的理论基础、规范依据、审查主体、审查目的、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审查标准、审查效力不同于法院中心的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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